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法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卫国宗室之后裔，姬姓，公孙氏，亦称卫鞅、公孙鞅。身为卫国宗室血胤，“红色基因”闪耀，卫鞅早年却流落魏国，充任魏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即侍从官，形如跟班儿，籍籍无名，将息度日，后来投奔志欲吞天的秦孝公嬴渠梁，从此踏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改革之路”；后因率兵击溃魏军，获封于商，号为商君，史称“商鞅”。他相秦十年，强力改革，富国强兵，傲视群雄，史称“商鞅变法”。他像一匹高速奔腾的火车头，将秦国导入快速发展轨道，却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前338年，秦孝公驾崩，秦惠文王嬴驷继位，太傅公子虔诬其“谋反”，惠文王脸色一变，下令抓捕，走投无路之际，商鞅率麾下负隅顽抗，兵败被俘，处以车裂之刑，悲夫！
如此功勋卓著命运惨烈的划时代改革家，其早年岁月却犹如孤鹜远翔，缥缈难寻。《史记·商君列传》只说他是“卫之诸庶孽公子”，“其族本姬姓也”，其余即告阙如。作为一代精英，其颖悟超迈，雄才弥天，自是不言而喻；他刻苦自励，“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所谓“刑名之学”，是以法家重要创始人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君权至上，以“术”彰法，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其传世之作《商君书》，激情四射，雄辩滔滔，论变法之“理”，订变法之“则”，宏观梳理，微观剖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个发现商鞅怀拥绝代才华的，是其恩主公叔座。公叔先生在魏国为相多年，谙熟权术，当初为确保相位，排挤军事家吴起，致其远走楚国；病危之际举荐商鞅，落得荐贤美名。前361年，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往问病，并请教谁能安邦治国？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惠王默然不应；公叔先生眼珠儿一转，屏退左右说：“王既不听用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含糊其词，转身而去。国王一走，公叔座连忙把商鞅招来，细说前后，令他赶紧逃跑避祸，岂料商鞅淡定地说，魏王既不听先生之言任用我，怎么会听先生之言而杀我呢？惠王回朝，撇着嘴对诸臣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岂不悖哉！”
公叔先生堪称政治家之典范矣！其嘴脸一夕三变，权术之机展露无遗。尽管如此，其荐贤之举，依然值得肯定；一个不甚完美的伯乐，毕竟也充溢着爱才之情嘛。前361年，公叔座病死，商鞅洒泪祭悼，第二年就离开魏国，奔往秦国去了。当时，秦国正值新旧交替，62岁的秦献公辞世，21岁的秦孝公继位。年轻的孝公一如初生牛犊，雄心勃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宜《过秦论》），然而他面对的，却是国势羸弱、诸侯鄙视之现实，连权力早被架空的周显王姬扁，都懒得搭理秦国，孝公对此无比愤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他悍然颁布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正在魏国徘徊的商鞅闻讯，快马加鞭，赶来应征，通过宠臣景监先生求见孝公。这位景监先生，堪称是商鞅遇到的第二位伯乐，其身份颇为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生卒年不详，也不知系何方人氏，只知道他姓芈，景氏，名监，曾任副将、国尉、上大夫，有人说他是后宫太监，有人说他是秦王密探，在孝公面前极受恩宠，炙手可热。至于商鞅是如何搭识景监，并得到赏识的，不得而知。商鞅在景监的大力举荐下，演绎了一出摇曳多姿的“四见孝公”之连续剧：一见孝公，大谈“帝道”，听上去攀云追月，不过空话而已，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改论“王道”，似乎上天可御闪电，下海可擒蛟龙，孝公冷淡依然；三见孝公，言及“霸道”，孝公终于露出笑脸，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两人促膝长谈，“语数日不厌”。景监先生对此颇感奇怪，说你凭嘛忽悠了大王？商鞅嘿然一笑：不过是强国之术嘛！
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扶摇直上，先后被任命为左庶长、大良造。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首领，大良造又称大上造，为朝廷最高官员，类乎宰相。商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自上而下，厉行改革。正当他热血沸腾，吹响改革集结号之际，孝公却“恐天下议己”，犹豫徘徊起来，召集大良造商鞅、太师甘龙、左司空杜挚等人廷议，商鞅昂然说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孝公点头称善，甘龙却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杜挚随声附和：“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望着两位抱残守缺的朝廷大佬，怒怼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听罢，曰：“善。”于是，“卒定变法之令。”
此后，商鞅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商鞅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一口气改革了国家的户籍、爵位、土地诸项制度，奖励军功，鼓励耕战；废井田制，设郡县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度……暮气沉沉的老大秦国，一时间议论哗然，人们惊讶、错愕、唳骂，不一而足，商鞅不为所动，铁腕推行。为取信于民，他下令在都城市场南门竖起一根三丈巨木，公开悬赏：“谁能将此木移至北门，奖励十金。”人们纷纷围观，将信将疑；当赏格提高到五十金时，人群里兀地跳出一条莽汉，将巨木扛起就走，监督官当场兑现五十金，并宣布：“令出必行，绝无诳语！”围观民众一片沉寂，始信朝廷变法之决心，坚如磐石。
正当变法如火如荼走向纵深之际，太子嬴驷触犯新法，商鞅冷脸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乃储君，不能加刑，乃下令刑太傅公子虔，黥太师公孙贾，引起朝野轰动，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几年后，太傅公子虔再一次触犯新法，商鞅不顾太子苦苦求情，下令施以“劓刑”，即割鼻之刑，从此与公子虔成为仇雠。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家日益强盛，在战国七雄中渐渐鹤立鸡群起来。
前340年，商鞅奉孝公之命，率军讨伐魏国，魏惠王令公子卬率军迎敌，两军在关中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展开决战，史称“河西之战”。商鞅与公子卬是老朋友，写信诈称相会结盟，乐饮罢兵。天真的公子卬不知有诈，应约前来，当场被擒，商鞅大破魏军，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以求和。到了这时候，魏惠王才恍然想起了当年公叔座的警告，恨恨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虽然胜之不武，商鞅却因功受封于商邑（今陕西丹凤县），号为商君。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秦国政局动荡，《战国策》云：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是否史实，不得而知。43岁的孝公驾崩，19岁的太子嬴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身居变法之巅的商鞅，一下子跌入险境。秦国贵族赵良眼见商鞅积怨太深，前景不妙，前往劝说：“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贪位贪名，贪婪之极也！赵良之言，尖锐犀利，商鞅口称拜师，却是言不由衷；赵良以秦穆公时的贤相百里奚为例，以驳难商鞅：“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库府，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而商君您呢？每当出行，车驾富丽堂皇，浩浩荡荡，护卫武士挺枪执戟，耀武扬威，“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噼哩啪啦一顿痛贬，弄得商鞅哑口无言，赵良劝他早作打算，急流勇退，到荒僻之地做一田家翁，“归十五都，灌园于鄙”，耕作于田园之中，“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可惜商鞅到了危急关头，依然贪恋荣华富贵，“商君弗从。”
这时候，曾被商鞅处以割鼻之刑的太傅公子虔乘机报复，上书惠文王，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拘捕，商鞅连夜潜逃，逃至边关，欲宿客舍，但无证件，店家怕遭“连坐”，不敢收留；逃往魏国，魏人恨他当初诈赚魏军，骂他是贼，不肯收留。一代改革大师，危急时刻被自己制定的严苛法令逼得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孤注一掷“谋反”，犹如螳臂当车，最后惨遭车裂。如此悲惨结局，令太史公司马迁连声感叹：“商君，其天资刻薄之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可以也夫！”二十年前，我读《史记》，在《商君列传》书页上，留下了八个红字：“如对商君，迷惘无言。”
炳彪史册的“商鞅变法”，无疑取得了极大成功，使黯弱的秦国一跃成为七国之雄，然而，商鞅个人的命运，却很悲惨，最后跌落进自己编织的法网里，受到了世上最惨烈的酷刑。商鞅变法的极大成功与商鞅个人命运的极其悲惨，情与理如此相悖，势与事如此相违，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如此南辕北辙，实在令人深思。究其根源，大致有三：其一，商鞅依法治国，理念当然不错，但他所谓的法制在执行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严重偏差，有些法令过于严苛，过于峻烈，甚至达到了刻薄寡恩、暴虐残忍的程度。譬如，他下令实行连坐之法，株连无辜，弄得人人自危；他大肆增加肉刑，推行大辟、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实行恐怖统治，所谓变法露出了青面獠牙的邪恶嘴脸，引起天下人的恐慌与愤恨，杜甫诗曰：“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苛虐如斯，焉能不殃及自身？其二，商鞅不畏强权，不避危险，敢于刑上大夫，严惩触犯法律的太傅、太师等权贵，为国法树起威严，却为自己树立了死敌。他下令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论功行赏，剥夺了贵族阶级的世袭特权，为国家清扫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却为自己招来了极深的怨恨。其三，商鞅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力革命，全社会缺乏应有的改革基础，在统治集团内部，阻力还很强大，公子虔之流顽固派一直在兴风作浪。变法之成败，商鞅之安危，全系于秦孝公一人，其脆弱与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孝公在，商鞅安；孝公崩，商鞅诛——这种不幸结局，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啊。
幸运的是，秦惠文王并非糊涂平庸之辈，他在车裂商鞅之后，并未统统废除商鞅倡导的新法，而是继续加以贯彻落实，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任用贤能，使秦国版图不断向外拓展，并于前325年改“公”称“王”，改元“更元”，成为秦国“第一王”。由此看来，惠文王车裂商鞅，一方面是为了取悦自己的老师公子虔，有公报私仇之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矫枉过正，抚平商鞅推行的苛酷峻法激起的巨大民愤，同时尽量争取顽固保守派的支持，至少不要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由此可见，秦国之崛起与商鞅之被诛，时也，势也，命也！
来源：萧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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