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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散文史上，政论散文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许多篇章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欧阳修的《朋党论》等等，真是不胜枚举。而《荀子》散文，可称为这一文学传统的重要源头。今本《荀子》共三十二篇，除少数几篇外，大多是荀子个人的著述。
《荀子》
荀子的政论散文，篇篇都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揭发时弊，指干恶政，鞭答谬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王制》篇，这是记载着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专题论文。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略：在政治上，主张“一天下”，旗帜鲜明地反对诸侯异政、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倡导加强君主集权，并设计了一幅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理想蓝图；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主张“法后王”、“隆礼义”，前者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大胆改造，后者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在用人上，大胆主张破格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冲破了“世卿世禄”落后制度的束缚；在经济上，力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加速物资交换等等。
荀子
此外，文中还对“王者”、“霸者”、“强者”作了细致的区分，在倡导“王道”的同时，对“霸道”也给予较多的肯定，这便与孟子“尊王黜霸”的思想有了显著的差异。另外，荀子还敏锐地觉察到人心的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千古圣训，警告统治者若要巩固统治，当务之急在于“爱民”。一篇《王制》，是历朝君主应终生捧读的经典。《非十二子》一文则对荀子认为是修饰邪说奸言以扰乱天下的十二个代表人物及其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答，其中包括墨子、孟子、惠施等当时著名的人物。与此相表里，荀子正面论述了真正属于君子的德行操守：“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言，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这对于匡正战国后期某些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赤裸裸地追逐名利的浅薄世风，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即便是今天，它也还有警示作用。
荀子
荀子的政论散文具有雄辩无碍的滔滔气势。过去孟子曾无可奈何地说：“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有趣的是，荀子则坦然宜称：“君子必辩。”（《非相》）这既说明荀、孟同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已达到白热化时期，不好辩、不善辩则无法弘扬其学说，此为荀、孟之同；也说明荀子比孟子要来得更主动、更自觉、更坦荡、更无畏，这是荀、孟之异。雄辩的气势，既体现出荀子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的个人禀性，也表现为荀子善用类比、反复申述说明的写作方法。这开创了后世（特别是汉代）政论散文淋漓酣畅风格的先河。《正论》在谈及当今之世动乱之由时说：夫乱今而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音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屈，而祸乱起。
《孟子》
这是一段由表及里、逐层推论社会动乱发展过程的精辟论述，先说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无视法度，恣意妄为，由此带来了智者、能者和贤者横遭埋没的恶果，进而也就失去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方面的走向兴旺强盛的要素，其结果自然是百事荒废、财物短缺、祸乱四起、险象横生。这段文字的因果推论，逻辑非常缜密，辨析败亡的由来过程逐层深入，理性思考的特征十分鲜明。由于荀子以气运辞，特别是对偶和排比手法兼而用之，便形成了高山飞瀑般的滔滔气势，字里行间对邦国深沉的忧患意识喷薄而出，在理性的推论中融入了忧心如焚的激烈情怀，所以在三个“不得”和三个痛“失”的呼喊声中，既有理性的醒人心智，也有愁情的动人心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荀子》
荀子的政论散文还能巧譬博喻，联类无穷，令人目不暇接。把一篇论说文写得如此形象生动，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文学境界。《解蔽》是荀子关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重要论文，在论述人们观察事物产生疑惑、形成种种错觉时，荀子连用了多重比喻，来形象生动地说明人的心理错觉乃至幻觉，使人顿生如临其境、如察其心的感受：吴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避步之洽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闽也，酒乱其神也。厌目而视者，视一以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汹语，势乱其官也。在这段逼真的心理状态描摹中，先写各种错觉或幻觉，再述产生错觉、幻觉的原因，写得生动形象，令人忍俊不禁，很富于文学描述的情趣，真可以说是在哲学论文里绽放出的一朵美丽动人的文学之花。
《荀子》
概括说来，《荀子》一书作为政论散文的典范，在思想内容上有为而作、不尚空言，在语言表达上宏论滔滔、博辩无碍，在写作手法上巧譬博喻、联类无穷。这些都给中国古代政论散文的发展，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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