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大热，然而一般人对于国学到底是什么，如何研究国学并不了解，本文特约请著名历史学家桑兵先生就此进行专论，敬请关注。
（一）历史上的国学
中国古代的所谓国学，主要是指学校，与晚清以来主要指学术的国学大相径庭。就目前所见，准确地说，清季的“国学”发端于1902年，到1952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被合并。近年来，国学重新大热，建立机构，创办刊物，开设讲坛，热闹非凡。但仔细观察，各方对于“国学”及其历史的认识存在不少错解，误以为国学就是所有中国固有学问的代名词，凡与中国思想学术文艺相关者，都可以放进国学的大口袋；或是将国学局限于古典学问。近代中国一些并不愿以治国学为名的学人，被强行拉进国学家的行列，只是专家甚至只有古典发蒙程度的学人，则被披上国学大师的华服，似乎近代中国学术界呈现国学无处不在，国学大师遍地走的景象。内涵外延无不模糊，反而令人对国学无从把握。
现在一些被坊间学界称之为“国学”的东西，在中国早已存在，只是并非以“国学”的面目存在。而古已有之的“国学”，如清代的国子监等，与今人所谈论的国学，几乎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今人所讲国学，其实是晚清受日本影响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清季民国时经过几轮讨论争议，以及主题各异的发展变化，公开反对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即使发明者和跟着讲，也是言人人殊。待到人人都会讲而且都在讲之际，在高明者看来，反而成为不必讲的唾余。当然，也不乏风头过去，才开始认真讲的实例。所以，国粹主义，不只一家，整理国故，也并非独领风骚。各人眼中的国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
清季民国的所谓国学，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主要问题是，以国为界，在世界学术史上并不常见。这样的论断，显然是以分科治学为学术的普遍常态作为依据参照。学问分科，在那一时期被认作科学，不但势所必然，而且理所应当。若是以国为界，则各国之下仍有各科，那么不同国度的同一科，究竟是因学不同还是因国不同。自然科学不必论，不可能有因国而分的物理化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也只是范围有别，而非学术有异。
这一层意思，傅斯年所讲最为直截了当，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
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地质地理问题；在中国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总多是些中国生物问题；在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所致力的，总是些中国各地气象观察。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且这名词还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的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的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
既然内涵外延都不清晰，则作为学术的“国学”，其实是无从说起之事，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划分出来，加以研究和讲授。清季章太炎等人讲国学，大体还是按照中国固有学问的路数，待到民国时期，各种国学院、所、系，各个国学社团，大都已经是在国学的名号之下，讲分门别类的专科之学。以国为表，以学为里。
只要不以心中之是为是，不以部分甚至个别的论述作为一般性论定，以偏概全，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所谓“国学”的多样性。各自的“国学”相去甚远，要说清楚什么是“国学”是极为困难的事。尤其是人们习惯于先定义后认识，更是陷入言人人殊而无所适从。
（二）国学的历史
把“国学”当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固然争议颇多，可是否认清季民国的国学是一个可以当作历史研究的问题，同样不妥。正如钱穆讲清代学术史不赞成汉宋门户壁垒森严，的确有助于破除后来历史叙述中汉宋之分的倒建架构，回到清三百年学术的本相，但如果根本否认清代汉宋分争的历史事实，反而不能认识汉宋之分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同样有碍于认识清代学术史。应该承认，学术意涵的国学，确为清季民国时期的实际存在，有其发生衍化的历史轨迹，言人人殊恰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
钱穆虽然反对用汉宋门户之分叙述清三百年学术，但是言及民国时期的学术流变，仍然承认史料史观的纷争为清代汉宋之争的变相。将清季民国时期的国学按其言人人殊的情形梳理出时间和逻辑的顺序，而不是依照今日各自心中之是编排同样言人人殊的谱系，国学的历史自然能够清晰呈现，对于认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今后中国学术的取径走向，至关重要。尤其是时下国学虽然热闹一时，却不少外行话，更应当首先了解认识近代国学的发生衍化，以免重蹈前人覆辙。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上国学的历史，实在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三）国学并非一科
清季的国学与西学、东学相对，是以国为学的含混集合体。如果把国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科，其实是贬低中国的固有学术思想文化。中国历来以我为主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文化，持续到明清之际，晚清以后中西学关系乾坤颠倒，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试图用中学兼容西学，纳西学于科举。然而大势今非昔比，西学不是孤立而来，而是作为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欧洲中心的笼罩，便是显著表征。当中学无法完全吸收西学时，只能转而纳科举于学堂。而学堂是西式分科教学，中学被强行拆解重组，纳入西式分科之中。实在不相凿枘的经学只能逐步退出学制体系，其他被强制纳入的也大都是削足适履，不复本来面目。这使得不少朝野人士担忧中学失其所据，晚清存古学堂之设，其实就是在学制以外另搞一套，希望按照中学的本相保留中学，不受西学的干扰。所谓新学，看似中西融通的产物，实则用西式架构条理中国材料的异物。
清季中西学还能对等，所以朝野上下的“国学”，虽然旨趣相异相反，大体还要坚持在西学之外的独立性。民国时期，国学院所系进入大学系统之中，却退为一科，等于承认西学为体，中学为其中分支。如此一来，中学实际上失去独立地位，成为西学的附庸。这样的国学主要不在维持原有的独立，而是走向分科的过渡，化一科为多门，以进一步适应太阿倒持的西学。
（四）国学原为一体
视国学为一科不当，除了不能与西学对等之外，潜意识则是国学原为一体，不宜分科，尤其不能按照西式分科进行教学和研究。中国学问主张综合，与西学好分析异趣，虽然也有分别的讲究或个人的偏重，总体而言不是分门别类的专家之学。或指中国只有图书分类，没有学问分科，若是引申为学问没有分别则过甚其词。照宋育仁的说法，书不是学但书中有学。也就是说，读书治学，以通为上，但是术有专攻，研究具体问题，还是有专门的讲究。
以国学为整体，更有益于把握中国学问的形态及特征，问题是，分科教育之下，能够不分科治学者尚有几人。这恰恰是以国学为一科的最大现实问题。如果以国学为一科，其下仍然是分科治学之人，则不过是将西式分科的中学聚集一起，仍然不等于国学，而是经过西学变异的新学。民国时期教国学的大致还能一体，学国学的就只能专门。如今则教的人也是专家教专门之学，学的人更是学分门别类的专科之学，这样的国学，与一般学校西式分科之下的中学并无二致。
不过，在清季尤其是民国的知识人看来，国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将国学整理成分门别类的科学。清季刘师培附会西学，拟作周末学术史，比照西学的分科，分别拟撰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16种专史。虽然声称官学衰而私学兴，官学主合，即西人归纳学，私学贵分，即西人演绎派，其实观念架构都是因缘知之甚少的西学。后来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更是明确主张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总系统，具体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
时趋之下，越来越少有例外，郭绍虞为刘修业的《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作序，就认为：“所谓国学，本含有二重意义，对于西学而言则为‘中学’，对于新学而言，则为‘古学’。国学，本不必死看作国界的表示。”就此而论，“所谓国学云者，中国某某学某某学之共名而已。”“国学”既然为新旧过渡时期的将就兼容，便体现出两面性，《国学论文索引》里面，才不得不“既有文学科学之类，复具群经诸子之名”。凡此种种的不得已，“也许将来渐渐走上科学的路，于是所谓群经诸子之学，便只同文选学一样，于是所谓‘国学’，便只是中国某某学某某学之共名，于是刘女士所编的论文索引，其分类标准也比较地可以单纯了。”
叶秉诚（1876—1937，号茂林）复函宋育仁论国学学校，关于分科问题，毫不讳言道：
窃以近三百年来，知识上之学问已趋于科学世界，无论东西各国之学术，必须经科学方法之估定，始有真正之价值。吾国国学当亦不能外此公例，居今日而谈国学，若不受科学之洗礼者，窃未见其可以发扬而光大之也。夫吾国学术丰富，数千年来演成之独立文化，持与欧洲文明史比较，洵无愧色，只以近数百年中吾国学术停滞，少所启明，而欧洲学界锐进，一日千里，不独吾国国学望之瞠乎其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亦如横污行潦之比长江大河也。此非近百年之人智突过东西数千年之圣哲，实受科学发明之赐，而学术界乃有革新之成绩耳。此后中国国学苟无保存之价值则已，如其文明尚伴吾黄种以长存者，林敢断言之曰：必非从前抱残守缺之国学，而为新科学化之国学也。
问题是，科学化亦即分科之后的国学，是否仍是中国原来的学问，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并不成为问题。
二 近些年国学研究概况
作为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近代国学，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而经历过近代国学聚讼纷纭的学人，对于国学是否可以研究多少有些忐忑，甚至将讲所谓国学和研究近代国学的历史混为一谈。那种因为国学的内涵外延略嫌模糊而根本否认历史上的国学可以研究的意见，显然偏于一端。
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严格说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在研究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钱穆等著名学人时，都会涉及国学问题，不过较少注意探究近代国学的概念、实事及其渊源流变。郑师渠关于晚清国粹派的研究，较早注意从国内外思想来源梳理近代国学的内涵外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国粹·国学·国魂》，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名为《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997年出版）。桑兵1996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的论文。以后出版了专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陈以爱在台北政治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先后选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整理国故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所形成的专书《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发表的相关论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此后，徐燕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卢毅的《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相继出版，继续深化这一主题。
此外，研究专门国学研究机构的有孙敦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家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洪峻峰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杨国桢的《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许小青的《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以及郭书愚对晚清四川存古学堂的系列论文。唐屹轩的《无锡国专与传统书院的转型》和吴湉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对近代在国学教育方面比较重要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无锡国专做了专门研究。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则对若干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的机构、人事和学术有所论述。
关于国学社团，则有王东杰的《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田彤的《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习会》（《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夏骏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刘小云的《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 1926-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则揭示出中山大学国文学系改制提倡读经与国学的内在联系，以及改制涉及什么是中国文学的观念差异。
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是其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围绕清季民初思想学术界在各个时段方面关于国学的论争展开论述，虽然着重于思想的脉络，对于认识近代国学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各方就此展开的纷争历史，大进一步。而魏义霞的《中国近代国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虽然书名标以“近代国学”，其实是研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五人的学术思想，以之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国学大师，并试图涵盖中国近代国学的演变历程、特定内容和核心话题。相比较而言，谢桃坊的《四川国学小史》开始较为严谨，也注意到“国学”概念及实事引起的困惑，可惜抗战爆发后的部分仍然不免混淆。
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涉及近代国学的问题，或已经被这些论著所吸收覆盖，或只是部分涉及，或不过发表意见而未经验证所引论据，且无视前人已有认识，对于近代国学的主题推进有限。
三 怎样研究国学
从以上概述清晰可见，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在近30年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晚清国粹派和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两个主要方面，成果更加显著。但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也同样由于研究的方面过于集中，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展开，或是虽然有所涉及，视野受限，大体以所论主体之是非为是非。
历史研究中，但凡定义，都是后来约定俗成，难以覆盖全过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应当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和衍化。国学的内涵外延模糊不清，因缘讲国学者言人人殊，令外人和来者无所适从。但这其实是历史上名实问题的通常情况，并非国学唯一特例。只不过国学中断多时，旧话重提之际，又没有深究当年的老生常谈。研究历史，因为有实事和顺序，只要掌握历史方法，求其渊源流变并非难事。应当严格区分自称、他指与后认，一般而言，当以自称和他指为依据，至于后认，则要看后到何时，所认何事。要在严格分别自称、他指、后认的前提下，收集整理自晚清近代意义的“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或批评乃至反对国学的文献，以及相关学人、团体、教学研究出版机构的活动信息，按照时间顺序分类排列，以便来者寻绎其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个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国学。也就是说，由阅读了解多种文本的整体意趣，体验贯通近人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领悟历史上“国学”的庐山真面。尽管这样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见仁见智，至少有所依据凭借，可以逐渐近真，而不至于强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国学的历史，也就认识了历史上的国学。这是能够走近国学的根本途径和理解国学的有效办法。知道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再来谈论什么是国学，才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具体而言，先行研究的局限也就是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时段覆盖不足。民元至整理国故运动之前十余年间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学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尽管1930年代初以后，近代国学已经不如整理国故运动兴盛时那样引人注目，仍有不少国学院系、研究机构和团体继续活动，国学杂志和论著的出版也未稍减。
其二，方面覆盖不够。除了国粹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等研究机构以及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钱穆等学人外，还有众多的国学研究组织及社团、长期从事国学教育和著述的学人未经认真研究，即使前人研究较多的人与机构，从国学的角度看也还有未竟之意。尤其是相对忽视主张各异的其他机构、团体和学人与所论主要人物、机构、团体的关系。以国学的理念而论，不仅要置于整个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之中，也不能脱离政治社会的变动。单纯用学术思想史的眼光很难将国学问题讨论清楚。
其三，学术上深入程度不够。现在研究近代国学者多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史哲的专门学人，受分科治学的影响制约，对于国学家和国学机构、团体方面较广泛的学术领域未必熟悉，因此不容易深入准确地把握判断其学术贡献与问题。加之当时的国学一般而言尚不重分科，除了各种专门学问之外，有些重大问题涉及分科之上的学术整体，需要有超越专攻的眼界和功力，才能论述得当。例如1920-1930年代，在国学势盛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的国文学系改名国学系，并相应地对课程体系做出重大改变，读经与反读经的斗争即由此而起。此事涉及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与近代西式分科的文学观念的尖锐冲突，后遗症至今仍然严重，不能以中西新旧之分一概而论。关于经学的退出西式教育体系与变相存在，以及说儒、中古思想一大要事因缘等学术论争，更加难以捉摸。
其四，概念不清，以至于边际不明。有的论著所讨论的内容泛及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以此为20世纪以后人们习称的国学，未免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反而使明确标名的国学研究有可能湮没于其他一般中国文化研究之中。因为当时研究中国文史的中外研究者当中，是否使用国学的名义，存在着严重分歧，并且会影响各自的学术观念和取向。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关文献的掌握有所欠缺，且未经系统梳理，除了个别机构的探究能够基本网罗相关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为据，而做一般性论断。一些议论或结论，或多或少带有盲人摸象的偏蔽。二是研究取向过于受中西新旧观念的制约。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套用后出外来的概念解读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必然导致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越远的尴尬。编辑近代国学文献汇编和编纂近代国学编年史，就是为了有针对性地从纵横两方面解决这两大问题，使近代国学研究更上层楼。
国学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国人对于西学乃至东学逐渐深入堂奥，渐有太阿倒持之势所感到紧张的反映，这一语境下的国学，即所谓相对于新学指古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面对西学取中学而代之的汹汹来势，国人始而排拒，继之附会，接着反省。不仅思想学术等事，国语、国剧、国画、国医、国术、国服等等，在东西两洋的压迫下，都曾提出“国”的对应，既表现出对固有观念事物的价值意义的坚持和忐忑，也不乏用外来观念重新估价甚至以后者为准的意味。探寻近代国学的渊源脉络，深究在那一时期标明为国学的人与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谓国学的本意及其衍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国学的内涵外延。这也就是前贤所谓求其古以探流变，以免求其是多师心自用的意思。（上）
（桑 兵 作者系浙江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