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一股思潮，就是怀疑西欧以及希腊历史的真实性。更准确地说，是怀疑现代西欧人所书写的西欧和希腊历史的真实性。但是，熟悉中世纪西欧哲学和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阿拉伯哲学在连接二者上具备重要地位。现代欧美人一般认为，阿拉伯哲学本身没有创新，而只是对希腊哲学的解释和搬运，充当西欧与希腊的哲学中介，中世纪的西欧最先正是通过阿拉伯的搬运而重新了解希腊的。
现在以何新为代表的“希腊伪史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海量”著作是伪作，并想当然地把伪造希腊历史的责任推到近现代西欧人头上。事实上，即便亚里士多德作品是伪作，首先进行造假的也不是西欧人，而是阿拉伯人，当时西欧人连造假的资格都不具备。
仔细研究阿拉伯以及阿拉伯哲学的历史可以发现，随着阿拉伯扩张到中亚地区，随着中亚的伊斯兰化，阿拉伯世界的动力以及发生转移，或者说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股新兴势力，来推动阿拉伯的继续前进。这股新兴势力正是来自中亚，其提供的新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武力上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则是思想上的新动力。
同是游牧，中亚突厥的攻击力比昔日的阿拉伯游牧还要凶猛，这是阿拉伯世界中武力新动力。我更愿意这样看，8世纪以后阿拉伯的扩展更是中亚突厥所推动，或者说是中亚突厥的扩张。所谓的伊斯兰教同化中亚突厥，也可以看成，中亚突厥利用了伊斯兰教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而向全球扩张，当然主要是指中国之外的部分。
在十世纪左右突然兴起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中，有一个重要特征却普遍被人忽略。这些披着阿拉伯外衣的哲学家，实际来自中亚，来自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在唐朝，这些地区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有些地方就是大堂的附庸国。毫无疑问，在文化上，这些地区受中国影响很大。最知名的当属法拉比和阿维森纳。下文会有更具体的介绍。
如果说，中亚突厥穆斯林的武力动力就来自其自身，但是，中亚突厥哲学家所提供的思想动力则不是来自其自身，而是主要来自中国。因此，中亚突厥哲学家更多地是一个中介，将中国的思想搬运到伊斯兰世界，然后再传播到西欧，然后与希腊哲学象融合，以致形成驰骋西欧中世纪的阿威罗伊主义。
因此，充当哲学中介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披着阿拉伯外衣的中亚突厥。中介也不是在西欧与希腊之间，而是中国与西方之间。
下面的资料摘自我四年前德一篇稿子，但是其可读性和价值，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甚至还增加了，因为“西方伪史派”风头愈来愈列了。
请诸位参考，批评。
11世纪初，西方医学出现了第二次繁荣。引领这一波潮流的，是所谓的阿拉伯医学，其代表人物就是阿维森纳（980-1037），阿拉伯名字是伊本·西那，其代表著作是阿维森纳的《医典》。
《医典》这本书，自成书以来，就构成西方世界医学领域的权威，成为医学学生的经典教材，并且这种情况维持了600年之久，直至17世纪，才逐渐被现代医学所取代。据说，印刷术出现以来，在欧洲《医典》的印刷数量仅次《圣经》。由此，阿维森纳也成为堪与希波克拉底、盖仑并列的古代西方医学领域的“三圣”。
但是，仔细阅读《医典》会发现，它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中医的范畴，就是阴阳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典》的价值并不在理论创新，更在于大综合，综合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医学实践，包括印度医学、希腊医学，更重要的是中国医学。
每一个初读《医典》的人，都会对其与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相似程度而大吃一惊。不仅它的基础理论是中医的，而且很多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也是与中医毫无二致。譬如，《医典》也很注重脉诊，甚至总结了48种脉象。而一个英国医生发现，这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的脉象高度一致，甚至可用中文的属于直接替换，他为此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对应表。有人甚至怀疑，阿维森纳可能直接引用了，或者说抄袭了西晋王叔和的《脉经》。同时，《医典》直接提到了17味从中国进口的中药。
事实上，阿维森纳不仅是一位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与另一位同是医生的著名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风靡欧洲的中世纪，欧洲人甚至构造了一个概念，叫“阿威罗伊主义”。正是在以阿维森纳、阿威罗伊为代表的阿拉伯哲学家们的影响下，西欧也掀起了一股哲学热，开始怀疑之前的基督教理论，而引入了“理性”，开启了所谓“经院哲学”阶段。直到集大成的托马斯阿奎那出现，欧洲也有了可与阿拉伯哲学家比肩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9到11世纪，曾兴起一股哲学热，涌现出一批大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哲学家，巧合的是，这些哲学家统统又同时是医生。注意，这种现象本身，就与中国的传统的“医易同源”说高度一致。
在中国，中医和《易经》是不分的，因为他们的基础理论是共同的，都是阴阳变化。《易经》在中国就是最高的哲学，在传统的中国，医生一定也同时是个哲学家。这个现象本身就暗示，阿拉伯世界9世纪出现的整个的文化繁荣，可能主要与中国有关。同时这也意味着，欧洲随后所兴起的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文化繁荣也和中国有关。
现代人解读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包括阿拉伯哲学和欧洲的经院哲学，一般会认为，主要是处理“信仰”和“理性”的冲突。所谓的“信仰”与“理性”问题，实质上是以神为主，还是以人为主的问题，或者说，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信仰”就是绝对信神，是以神为主、为本。“理性”就是以人为主、为本，凡事都是感官可感觉的，人心可理解的。
“理性”一词对中国读者而言会产生诸多理解上的障碍，事实上，这个“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心性”、“人心”，中世纪哲学实质上就是中国“心学”的翻版。当时中国的“心学”，就是禅宗。禅宗是唐初宋初，即6-9世纪，中国最流行的学问。很可能，随着阿拉伯在唐代中后期直接与中国的西域接触，中国的禅宗西传阿拉伯，引发其出现哲学革命和哲学繁荣，最后影响了西欧。
关于阿拉伯文化，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这个文化缺乏原创，更多地是吸收和学习，而学习的对象被认为是希腊和印度，偏偏忽略当时全球最强大、活跃和繁荣的中国。显然这个认知存在严重的问题。阿拉伯兴起之时，正值中国大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都是全球之最。经济无需多言，在政治影响上，中亚各地都为中国的藩属国，纷纷到大唐朝贡。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中国佛教在充分融合孔孟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在唐初形成一个中国化的流派，就是禅宗。禅宗的创始人慧能在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6年后出生。
之所以，禅宗对阿拉伯哲学的影响被完全忽略，一个重要原因是，禅宗，包括中国更古老的传统，不重视文字记载。禅宗明确提出不立文字，慧能干脆说自己不识字。事实上，孔子也很不重视文字记载，他很重视学习，但并不太重视读书。他明确指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显然把“学文”，读书当成业余之事。后来的王阳明也主张不立文字。禅宗，包括中国儒家更强调体悟和践行。
这和印度和希腊恰恰相反，尤其是希腊。他们都喜欢大部大部的写书，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一大摞，柏拉图全集4大厚本，这些都有中文版。写那么多，以致现在有人怀疑这些都是后人伪造的。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之类也都是大部头。由于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这就给当时阿拉伯人学习提供了抓手，同时，也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物证。
事实上，阿拉伯哲学，包括后来的西欧的经院哲学，其核心要义，根本不在希腊、印度的著作那里，而在禅宗那里，中国的儒家那里。阿拉伯哲学的要义是什么？是对人本身的强调，其核心就是对人心的强调，就是心学。而这些恰恰是希腊和印度著作所无的。反而是阿拉伯哲学家对希腊著作，多亚里士多德做了心学式的，禅宗式的解读。或者为《亚里士多德》全集注入了心学的内容，注入了禅宗。那么这些希腊著作所无的新思想来自哪里？只可能来自中国。事实上，阿维森纳曾直接说，自己的学问来自东方。
早期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往往来自中亚地区。说中亚现在中国人也会感觉很遥远，如果换一个说法，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感觉很近，那就是西域。阿维森纳以及比他稍长的法拉比都是中国西域人，从文化血统上说，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
阿维森纳的出生地是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唐朝的康居、大宛、石头国等西域国家所在地，这些地方都曾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相当于东方的朝鲜，南方的越南。法拉比就是突厥人（哈萨克斯坦），突厥是匈奴的后裔，与蒙古是同胞，这个族群实质上中国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法拉比(870—950)是比阿维森纳稍早的阿拉伯哲学家，当然也是医生，此人的观点在当时可能是最激进的，他甚至否定神的存在，而只承认人的存在，只承认人心，几乎是彻底的禅宗了，甚至彻底的儒家了。
尽管中国哲学和医学西传阿拉伯的具体过程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具体的东西，其西传的细节却被记载下来了，这个东西也同样震撼和改变了西方世界，那就是造纸术。740年唐朝大将高仙芝占领了石头城，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即阿维森纳“母国”的首都。来年阿拉伯人进攻高仙芝。
高兵败，有一批军士被阿拉伯俘获，而其中有几个人会造纸。于是阿拉伯当局命令这些人在撒马尔罕开场造纸，自此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然后再传欧洲。撒马尔罕同样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距离阿维森纳的故乡并不遥远。颇为戏剧的是，这里至今仍然有人在用当年高仙芝的士兵所留下的方法造纸（如图）。
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事实上是9世纪，中国文化经由阿拉伯再次大规模传向西方世界整体过程的一个缩影。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中国文化周期性的西传，影响西方世界，是全球文明史的基本特征。9世纪的这次西传，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诸多西传的一次。所谓的西方文化，不过是西传的中国文化，异化的中国文化。
说到这里，需要再补充一下。中国文明和西方世界周期性进行文明交流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安特生以来，全球和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忽视或者无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而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中，反而是中国文明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历史的开端，是中国先影响了西方，这导致西文明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