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发展之后，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教育历史经验作系统的理论总结，同样成为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战国末年开始出现了一批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理论著作。这些论著几乎论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所有基本问题，对此后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些教育论著理论价值甚高，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乐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先秦儒家专门论述乐教的论著。它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和作用等问题，表明儒家学者对乐教的注重。
一般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孔丘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时当战国初期。现保存下来的《乐记》基本上是其原作，但也经汉儒的杂抄杂纂。西汉刘向整理古籍，曾得《乐记》全本，共23篇，篇目全载入《别录》。
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时，《别录》已佚，而《乐记》篇目“总存焉”。今见《乐记》仅存前11篇。这11篇是论述儒家乐教理论的，故可称为“务虚”;而失落的后12篇可能是记载具体的艺术实践的，故可称为“务实”。因此，今存《乐记》主要是论述艺术的一般问题和乐的教化问题。
由于《乐记》与《荀子·乐论》有成段文字的基本相同，故孰先孰后、孰著孰袭历来成为纷争。这也说明，作为《礼记》中一篇的《乐记》，实际上是先秦儒家乐教理论的总结。孔丘整理的《六经》中，原有《乐》，但据说失传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乐记》就成为我们认识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重要材料。
古代所谓“乐”，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是指音乐，还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还扩及仪仗、田猎、肴馔等使人快乐、使人感官得到享受的活动。但通常所谓“乐”，主要是指音乐。音乐是乐的核心，而音乐本身又是歌、诗、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乐之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墨子》一书中也曾提到《诗经》有“歌诗三百，诵诗三百，舞诗三百”。儒家的乐教主要是教授音乐，教授诗、曲、歌、舞、演奏、乐理和如何评价乐、认识乐的作用，尤其是懂得把乐作为行教化、理邦家的手段。因此，儒家的乐教既是艺术教育，更是道德和思想、政治教育。
《乐记》就反映了这一基本特点。
(一)乐的产生
《乐记》对乐的产生有比较正确的阐述。它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指出了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理活动，产生于人的情感，是“人情之所以必不免也”。但人的情感又是受到外物的刺激而引发变化，形诸声音而成为乐的。所以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人的情感、思想等心理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乐记》关于乐的产生的这一论点，既指出了艺术内容的真实性特点，也说明了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乐记》所阐明的一系列主张，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乐的作用
《乐记》作者对乐的作用有很高的估价，认为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乐记》通过对《武》这一古代乐曲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的道理，也就是说，艺术形象地表现现实中的“事”。它的内容具有真实根据，所谓“唯乐不可以为伪”。再则，乐具有可以为人们所感知的外部形式，也即“度数”、“节奏”、“文采”等。因此，“乐观其深矣”，它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其次，《乐记》认为，人的天性是宁静平和的，但人生性又易于受外物之所感而产生种种欲念。外物对人的诱惑无穷无尽，人如果对之毫无节制，结果就会“人化物也”，导致“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出现“悖逆诈伪”、“淫泆作乱”等种种罪恶。
《乐记》在此首次将天理与人欲并提，并把它们对置起来。为了防止出现天理丧失和人欲横流现象，就需要发挥艺术的教育作用，让乐与礼一起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乐记》在乐与礼的对比中，分析了乐的教育作用。它反复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这是说，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规范，是外加于人的，具有强制的特点;而乐作为艺术，是通过激发人内心的情来打动人的，它对人的教育作用具有自然而然的感化、心悦诚服的接受等特点。因此，礼表现为以“理”约束人，乐则表现为以“情”感化人，在人们的“欣喜欢爱”中达到教育目的。不仅如此，乐的这种作用还弥补了礼的某种不足。
《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刚性的礼固然造成了井然的社会等级秩序，但以社会和谐的要求来衡量显得不够理想。而柔性的乐，通过激发和维系人们的感情，使处在社会不同等级的人们相亲而和睦。因此，《乐记》认为，乐既要以情感人，满足人的审美娱乐的需要;更要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引导和节制，使人安于本分，由此杜绝“放心邪气”、“诈伪之心”的产生。再次，基于上述认识，《乐记》以为，乐是“通伦理”也是“与政通”的。它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艺术的内容与情调。但是，乐既是“感于物”，就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一旦形成乐，就又会“感人”，对人产生影响，造成相应的社会风气。社会与艺术就这样处在互为因果的作用链之中。
《乐记》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即表达了这一看法。所以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者，通伦理者也”。
《乐记》既说明了政治、社会风俗等社会存在对乐的决定作用，也充分强调了乐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甚至把乐视为实现政治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艺术、政治、法律、道德规范四者的作用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据此，《乐记》以为，作为统治者就应对乐“著其教焉”。
在论述乐的作用的过程中，《乐记》实际上把艺术置于工具和手段的地位。既然乐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人，而这种教育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社会伦理和政治的，那么乐的思想内容就是第一位的，而艺术形式则是第二位的。于是，《乐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评价和艺术创造的标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标准不仅成为后代的艺术标准，还泛化为人们其他实践活动的一般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乐记》对乐教的阐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
从孔丘到《乐记》，重视乐教一脉相承，而《乐记》的出现则意味着儒家乐教思想的成熟。儒家重视乐教成为一种传统，为后世无数教育家和统治者所注重并认真实践。先秦儒家的倡导乐教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一方面，它体现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陶冶、感化的注重，既与现代美育思想有某种一致，也比当时墨家的“非乐”、法家的以刑法为教显得更为进步;另一方面，这种乐教实际上处在从属的地位，服务于政治与伦理，出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政治目的。尤其是《乐记》首先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把乐作为存天理、节人欲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它意义的估价就应当有所限定。
《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等著作是对先秦教育的理论总结，它们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儒家学者对人、对政治、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的理解。这几篇教育论著是先秦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先秦教育思想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它们给儒学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思想材料。除此之外，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提出“利人莫大于教……成身莫大于学”，主张“疾学在于尊师”，教师则须“尽智竭道以教”;儒家重要论著《孝经》提出孝为“至德要道”，主张“以孝治天下”，教天下以孝;另一儒家经典《易传》中的教育辩证法思想等，都丰富和补充了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总结，或深或浅地对后代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了影响。
(选自《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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