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习惯把三国时期称为“曹魏文学”或是“建安文学”，足以证明魏国文学在三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能在一个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已的时代独立拥有自己的一方阵地，并为以后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解放奠定了毫无悬念的基础，对于曹操来说，除了不易之外，更称得上一项伟大的创举。
而支撑这一创举自始自终，就是曹操自身的一种潜在悲剧气质。可以这样说，在那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无论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还是文学上的意气张扬，曹操都称得上核心人物。没有纯粹的乐观，也没有完全的悲观，他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
正如在他《嵩里行》中呈现的那幅“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悲惨图画，悲壮凄烈的气氛笼罩着他，一腔为这种惨境而奋斗的悲剧意识激励着他。曹操以悲剧为美的意识始终流贯于他的全部作品中，这一点从他创作的诗歌中可以得到更集中更鲜明的答案。
一、 崇高的悲剧型个性
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正统地位越来越牢固，加上新兴佛教清净道教无为思想的侵染，人们的思想被囿于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子里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注入，大多数人在等待，在观望，甚至迷惘，心安理得地面对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
倘若没有君主的昏庸，宦官的专权，就不会有天下大乱，当然也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旧有的秩序被打乱，少数人在这场富有悲剧色彩的纷争气氛里找到了文学的自信，把悲剧化为崇高。曹操就是其中的典型。
“时势造就英雄”，曹操赶上了这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冥冥之中有那样的悲剧意识在缠绕着他，如空谷足音。然而他所面对的是一片黑暗的荒野，不仅需要他去照亮它，而且还需要一种拓荒的勇气和欲望。是选择玄学那般清淡而归隐避世，还是像“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盲目悲观，还是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战争环境，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很显然，曹操选择了后者。
在大多数人追求“自然”与“真”至上审美理想趣味，寻求自己那份净土时，曹操正为改变“旧土人民，死伤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的局面而披肝沥胆呕心沥血。
在曹操平生创作中，可以看出他对悲剧意识的积淀、对世俗的鄙夷、对生命永恒性的超越等方面的认识都抱有极大的热情，其悲剧意识在诗歌中如行云流水般流露出来，无丝毫矫揉造作之感。
如今审视其积淀的悲剧意识，总有那么一种崇高的惊愕心态。他的诗歌很多地方都悲剧式地展现了张扬个性的一面。它们都是一种崇高的、纯粹的责任悲剧意识，完全脱离了那种卿卿我我式的生离死别的悲伤。如《神龟虽寿》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煮酒论英雄
这首诗是曹操五十三岁平定乌桓归来后所作。曹操很清楚地认识到人与神物的命运终究一样，化为土灰灰飞烟灭。读了前四句，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曹操是一个宿命论者，在与生命的抗争中显得很无奈，因为万事万物最终有“竟时”，成“土灰”之日，充满着苍凉的悲剧气氛。
然而后四句语意突转，抒发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凄壮豪情。浓烈的悲剧意识里完全凸显了一种追求——历尽苦难后的意气风发，长期压抑后终于喷薄而出的激情。
五十三岁，一个自弱者看可以算作“老骥”自强者看又可不算作“老骥”的年龄，在曹操眼里却含有“死而后矣”的悲壮，“人生短暂的痛苦转化为功业未建的痛苦”。这恰恰就是曹操的风度，苍茫沉怆中浮现豪情。
宋人敖陶孙《诗评》这样评价：“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也说：“名言激荡，千秋使人慷慨。”
这里气韵又何止是沉雄慷慨，更让人觉得是在鲜血淋漓和白骨纵横的乱世中感受一幕崇高难得的悲剧，让人心痛担忧，让人肃然起敬。
另外一首《嵩里行》，全诗始终以沉重阴郁的笔墨在反思，笼罩着极浓极强的悲剧色彩。曹操超脱而出，作为一个“义士”，有责任去“讨群凶”，他自身的存在也必将对这个悲剧的现实产生作用，他的才华抱负也将付诸实施，这源于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现实的悲剧已内化为他人格深处的崇高的悲剧意识。他要让他的悲剧意识在这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哀鸿遍布的荒野上站立起来，改造这个“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的时代。 曹操挣脱了经学的藩篱玄学的诱惑，自成风格。现实的悲剧造就了曹操个性的悲剧美。
“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三管弦，皆成乐章。”
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赞美，其背后实则给我们再现了一出崇高的悲剧。曹操意识到了这种悲剧，因而他三十余年中都在改变它而“昼讲武策夜思经传”。他已被现实的悲剧所浸透，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自身悲剧意识指导下完成的看似快乐的事情。
这出悲剧是崇高的，他的行动也是崇高的，在一种崇高的痛苦中获得艺术享受，这一点只有他才拥有。在那样复杂多变的、染着极浓悲剧色彩的情境里，曹操没有自怨自艾，是他崇高的个性悲剧性地超越了他，并把这种个性的崇高感在描述或欣赏那种痛苦的艺术作品时当作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感受。
二、 人文关怀的痛苦
曹诗内容可以分为纪事，述志，游仙，咏史四类题材。几乎所有的诗篇都涵盖了曹操的人文精神。他作为政治家兼士人的双重身份出现，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即人文关怀。人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激烈地对抗着，想超越这两类情感，就必须做出牺牲，选择其一，然而无论是选择哪种情感，都会使人悲痛。
从曹操身上来看，更多地选择了社会情感，在其社会情感夹杂的人文关怀中，却放不下自然情感，所以只能让悲剧意识中的痛苦潜伏在心底。值得深深体会和惊叹的，正是曹操那种呈现于自然情感之中，而又超越于自然情感之上的仿佛人类的终极关怀。
“新的思想感情在寻求，那坦率而解放的个性，这时就形成了建安风力的基础，而且这一追求，是在悲苦之中带着反抗的意味出现的，它不是在悲苦之中屈服变得脆弱，而是在悲苦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仔细分析曹操的《苦寒行》、《短歌行》等篇，那种“追求”似乎“是在反抗之中带着悲苦的意味出现”更为恰当。有人评价曹操，一言以蔽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能臣”之与“奸雄”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奸雄”的气势大大胜过了“能臣”。这其实是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
明人吴淇云：“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观魏武《短歌行》，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等，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
曹诗里的咏史、述志诗都不同程度再现了曹操当时对百姓的人文关怀，他是希望把这种关怀带入这个动乱的社会，让它安定下来，使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也许他的方法措施不对路，总是让人怀疑、嫉妒、甚至嘲弄。这里应该有种更为合理的解释：“良心一旦主动，便成为责任心，责任心一旦强烈到某种程度，又会成为一种心理焦虑。”或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
一个人的焦虑演变为集体的焦虑便成为痛苦，本来对社会有益的人文关怀在曹操心里反而成了痛苦的包袱，他又没能逃脱“文人相轻”的泥淖，最终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曹操在《短歌行》里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表达自己“唯才是举”的思想，表现自己对贤才的思慕之情。
他在《求贤令》里也直言：“今天下得而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有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估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然而，当他面对“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的许攸，“自称狂病，不肯往”，“裸身而立”，“坐大营门，以杖插地大骂”的祢衡……他又能怎样抉择呢？何况他还是万人之上的魏王。
他以“临境者”的面目出现，所受的痛苦只能是社会的痛苦，在双重情感的压力下，他只能首先服从社会情感，当然他不可能去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在他践行人文关怀的痛苦历程中，恰恰自觉不自觉地再现了悲剧意识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并把这一精神贯穿于自身的个性，在文学与政治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
《苦寒行》是曹操出征高干的途中所作，当时曹操基本上已统治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正以绝对的优势向并洲进发，此去自当是马到功成，然而曹操在大胜之势之时写下如此凄怨哀凉的诗篇？他就不怕动摇了军心？其实这里面还是他潜意识的痛苦在作怪。现实的悲剧气氛渲染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士兵的苦寒，使作者不由得发出“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的忧叹，与周公《东山》诗里写体恤部属有异曲同工之妙。
谭元春语：“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令人心酸落泪的场景更加唤起了曹操心中积淀以久的人文精神，对于眼前漫无期限的征战，悲剧意识里更添几分愁苦，最后只能化为“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深长叹息。
曹操垂暮之年，做了好些游仙诗，表达自己原与神仙遨游、同寿的强烈愿望。曹操怎么突然对自己变得不信任起来了呢？他也似乎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玄妙说法。
其实不然，曹操是在知晓生命短暂的前提下而显出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是对自己何去何从的关怀，而关怀又是在尚实与游仙的徘徊中苦闷孤独地进行。诚如《秋胡行》里所说：“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进”与“退”的交战中，看到自己还未竟的事业，只能喟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总的来说，在痛苦的人文关怀中，无论对人、对己、对现实、对来世，曹操的思想意识里都饱含着深刻的忧伤，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苍凉中度过的。
曾有人这样评价曹操是建安诸子中成就最高的，一枝独秀，可以笼盖那个时代。或曰：“汉末实录，真诗史也”。作为“先锋型”和“临境者”形象，自有与众不同的一面。四言诗的继承和创新，发挥出来的魅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沈德潜云：“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陈祚明以“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曹操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基础上，把悲剧意识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唐人杜甫，白居易，宋人苏东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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