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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_三国演义书中人物特点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3-02-13 09: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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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为文人学子画下了一张张造型各异的肖像。他们无权,也不着重于谋划方略,但是他们往往成为各政治军事集团能否聚集拢络人才的重要标志。人们评论曹操及其集团人才众多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因为其拥有大量的文人学子。文人学子的归附,在一定意义上说,的确反映了民心的向背。这也是有远见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聚拢文人学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三国演义》的作者当然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只要有可能他总要腾出手来精心地刻划文人学子的形象。《三国演义》勾勒了几位学术为官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如何勾勒几位学术为官的知识分子形象?

《三国演义》刻本

郑玄、蔡邕、孔融都是以学术成就和蜚声文坛的才名走向政界成为高级官员的。郑玄并非作者重点描写对象,可以说他已是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但涉笔成趣,顺便带出马融教书和郑玄读书的铁闻,说明作者对学识渊博的文人雅士是有特殊感情的。原文不长,录之共赏。好学多才的郑玄,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往听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作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之曰:‘胡为乎泥中?’此婢应声曰:‘薄言往塑,逢彼之怒。’其风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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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

桓帝时官做到了尚书,后以十内侍乱,弃官归田。郑玄不甘与佞臣为伍,归田后对邦国大事犹不忘怀,当刘备请其致书袁绍解徐州之急时慨然允诺,是非非常清楚。蔡邕是一位“旷世逸才”,官做到侍中,是学术为官的另一种典型。天下为董卓伏诛庆贺,独蔡邕一人伏尸大哭。蔡邕虽然说:“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但总觉得蔡邕书读多了有几分呆气。也许正是这呆气,使人看到了一个不矫情的蔡邕。他的自我辩解,“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及“隙首肘足”续成汉史的愿望,表现了一种坦直和率真,也让人看到了他不通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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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

孔融是在三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比郑、蔡都长得多,因此性格也显得丰满鲜明。作者是按照立传的方式来刻划这个人物的。一开始就扼要地介绍孔融的身世,幼年的聪慧,做官的经历,以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好客雅兴。治北海六年,甚得民心,以太史慈在关键时刻挺身来救说明得人心之深。急公好义救徐州解陶谦之急,义正词严谏曹操使杨彪免杀身之祸,已见其忠勇,上表天子,热忧推荐祢衡,说明他知人之深。曹操在平定北方后,欲兴兵南下,扫平江南,统一天下。孔融却认为是“无义之师”,会“失天下之望”,而且发牢骚攻击曹操“以至不仁伐至仁。”到底由于直言谏操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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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

孔融被杀有说是曹操忌才的,当然不无根据。但是,那只是一个方面,孔融和后来被曹操杀害的杨修;同曹操的矛盾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曹操代表着庶族地主(即中小地主)的利益,而孔、杨却是名门望族,正如孔融劝曹操不杀杨彪时说的:“杨公四世清德”。因此孔融是看曹操不起的,对曹操拥重权甚至称帝的意向是根本反对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当然就难以调和了。祢衡是一个刚勇的文士。孔融在荐表中称他是“淑质贞亮,英才卓跃。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不为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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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

他同曹操针锋相对。论辩何等痛快;荀或、荀攸、程昱、郭嘉、张辽……等都被贬得一文不值,其余都不过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击鼓骂操更是慷慨激昂,斥曹操欺君罔上之“大浊”,比陈琳洋洋洒洒的一篇橄文还要淋漓尽致。见刘表,虽颂德,实讥讽。称黄祖为“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的土木偶人。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的社会,如此刚强而又缺乏策略思想,不碰壁是不可能的,要成就一番事业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以击鼓骂曹为标志的不畏权贵刚直不屈的性格,却永远列入了文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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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祢衡见黄祖时,告诉黄祖,许都除了孔融、杨修,别无人物。杨德祖以才高出众,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博学能言,智识过人”的才子。破解蔡邕曹娥碑题词和“园门“阔’”“一盒酥”事迹,已经显示了杨修才识敏捷的超人智慧,使曹由忌而恶,埋藏下了祸根。点破梦中杀人的真相:“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越显出他的胆识,当然也愈使曹操憎恶。在曹操立世子的斗争中,杨修的一系列活动如点破曹丕用大麓藏吴质,教曹植杀门吏和答教等,进一步显示了他的才识和胆略,对曹操的功业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曹操的一块心病,就非除掉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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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

所以,阐释“鸡肋”口令就成了曹操杀修的借口:“怎敢造言,乱我军心!”杨修在“鸡肋”事件上决不是卖弄小聪明,而是对当时曹操军队的处境及曹操的为人、性格透彻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由于精通兵法,熟知军队的进退方略,所以,在曹操屯兵斜谷时就能准确地判断退兵为上策;由于深知曹操的为人,善于揣度曹操的心事及其表达的特点,如夏侯惇说的“公真魏王肺腑也”,因而常能道破曹操不愿人知的内心隐秘:“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把杨修的死归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当然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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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

这里的“忌”,不能仅仅理解为忌杨修之才,其包含更多的应是忌讳。奸绝的曹操决不喜欢有一个谋士经常道破他的心事,揭露他阴险奸诈的用心,以致破坏他的威仪,损害他的事业。而杨修却每每在曹卖乖用心计处,一言戳破,使其不可言之奸诈,呈现于光天化日,曹操自然不肯放过他。祢衡、孔融、杨修三人皆有才学,但表现很不相同:他们都为曹操杀害,但他们对曹操的态度差异又极大。杨修不同于祢衡、孔融的对曹操或取批判、或势不两立,他对曹操取拥护态度,张松反难杨修时就揭了他的短,他被操所杀不是政治态度引起的,而是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却不善用,不能巧用其智识,结果触犯主子的忌讳而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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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

他的才华胆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为人却使人鄙薄。前面已说过,他这位名门望族的才子,也许压根就看不起曹操这个暴发户,故意擦拨曹操的怒须,挪榆挖苦他自命不凡的才力,处处高他一筹,因而招来杀身之祸。我以为这也是可以探讨的。陈琳为袁绍草拟的讨曹操橄文,传到曹营,卧病在床的操,见后毛骨悚然,出冷汗一身,头风顿愈,从床上跃起,称赞陈琳文字佳妙。操在惊叹陈琳才名之后,又重用了他,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因而构成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都聚集到了曹操身边。不能单纯地用曹操的诈伪来阐释说明人才的这种流动。恐怕主要的原因还要从曹操集团奉行的基本政策同对文人学子的态度来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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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陈琳的讨曹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指斥其无德无行,十恶不赦,文情并茂,酣畅淋漓,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尽管曹操是被痛骂者,但他却为陈琳的文才折服了。作者全文录下这篇橄文,既为情节所需,也是为了突出表现陈琳的才华。在曹操赦免陈琳时问他为什么辱及父、祖,陈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也说明了微文一泻千里的磅薄气势。陈琳由一篇橄文成为一代风流而名垂千古。曹操父子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这同他的处境有关,如果在争立世子的角逐中成为胜者,也许这位杰出的诗人就不会出现在文坛上,坎坷的遭遇成全了他。千古同情在植不在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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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

平心而论,曹植也许更适合作文学家,他似乎缺少政治家所需的那种天赋和性格。他的洋溢的浪漫主义情绪气质,幻想丰富,构思离奇,这同政治家们讲究实务、注重功利的要求是有距离的。他的禀赋性格,他的气质,他的才华,宣告他政治上必然不会得意,而这种失意却为文学上的成功提供了条件。知子莫如父。曹操对丕、植二人的了解认识应该说是透彻的,他的选择主要是政治选择,而不是文学选择。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的曹植,虽为曹操所爱也不能立。所以,用继承曹操宏图大业的标准来衡量,入选者当然只能是笃厚恭谨的曹丕了。如若不是曹操的这种选择,《洛神赋》、《白马篇》也许就难以降临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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