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春霞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瞿秋白在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中使用的引言。2019年恰逢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穿越时空，透过《多余的话》，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解读这位“江南第一燕”的悲喜人生。
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真理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不平等现象，就萌发了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1917年9月，他顺利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在这所不要学费的学校开始学习俄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在“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的情况下，被选为专修馆的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
1920年3月，瞿秋白在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开始“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10月，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瞿秋白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采访考察。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到达苏俄后，瞿秋白见到了列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鼓励令年轻的瞿秋白无比激动和兴奋。他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向国内读者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的真实情况，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1年，经当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此时的瞿秋白，已经从文弱书生变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11月至12月，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翻译。会议结束后，深怀忧国之情的瞿秋白决定以马列主义学说为“武器”，回国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
回国后，瞿秋白先后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编辑，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勇于担当领导中国革命
1927年8月7日，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要断送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瞿秋白挺身而出，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同时，会议选出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为总负责人，主持党中央工作。这时，他只有28岁，“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
在瞿秋白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各地整顿和恢复了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相继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把中国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很少提及。当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我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局，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错误并开始纠正。1928年6月到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对盲动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而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六大以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30年7月到8月，受共产国际委托，瞿秋白同周恩来先后回国。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对于李立三的这一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这种自我批评和勇于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坦诚正义坚守革命气节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仍坚持为党工作，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取得辉煌的成绩。在共同的战斗中，瞿秋白和鲁迅成为了生死之交，鲁迅赠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茅盾也盛赞他为中国革命文学所作的贡献：“促使左联转变的头功，应该记给秋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在穿越福建长汀县封锁线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劝降，瞿秋白始终坚守革命气节，他义正词严地说：“人爱他的历史，甚于鸟爱他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头可断，志不可敌。”致使敌人的劝降阴谋以失败而告终。
瞿秋白在狱中经过一个多月复杂矛盾的心理斗争后，于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用6天时间，挥笔写下了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作为自己的遗书，也通过这篇文章向世人阐述自己“内心的真相”。表达了对党内斗争的痛心和绝不叛变革命的决心，同时也冷静地剖析了自己，表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从容赴死的勇气和坦荡无私的胸怀。
1935年6月，蒋介石密令杀害瞿秋白。6月18日，瞿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他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后，他盘腿而坐，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英雄的立场”和“为人民工作的精神”。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今年6月18日是瞿秋白殉难84周年，让我们重温他革命斗争的一生，缅怀他的高贵品质和革命功绩。